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把“大清洗”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联系起来。他的基本逻辑是：托洛茨基与犹太复国主义集团有密切联系，且喜欢按照民族出身拉帮结派，在党内大量安排犹太人担任要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也是犹太人，他们联合起来让一大批犹太人混入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这批犹太人，一方面大量滥杀无辜，打压东正教会、消灭异族；另一方面疯狂掠夺俄罗斯的财富——主要是东正教会的珍宝和黄金，向海外犹太复国主义集团输送利益。斯大林忍辱负重，终于成功战胜了托洛茨基，掌握了党的领导权。然后，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也就同时消灭了党内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卡尔波夫把犹太复国主义当成了引爆大清洗的关键因素。这个观点有些以偏概全，但他确实列举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证据，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至少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列宁时代，犹太人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占据了极高的比例。犹太总人口在俄罗斯帝国中仅有大约不到2%，但最高层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都是犹太人。苏联成立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犹太人占比高达45%。
这一特点也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政治家们的注意。丘吉尔于1919年11月5日在伦敦下议院的讲话中说：
“在苏维埃机关中犹太人多得出奇。在肃反委员会实行的恐怖体制中犹太人（某些情况下包括女犹太人）起了主要作用……现在这帮欧美大城市中的怪人、渣滓抓住了俄罗斯人民的头发，控制了他们，实际上成了这一大帝国主宰一切的主人。不必夸大这些国际主义的、大部分是不敬上帝的犹太人在缔造布尔什维主义和实施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们的作用无疑很大，大概大大超过其他任何人的作用。”[1]
犹太族人在布尔什维克中的超高比例，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犹太人中富裕阶层的比例比较高，而且重视后代的文化教育，总体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其中一部分人较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接受其思想。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的过程中诞生的，布党高层刚开始以知识分子为主，其中犹太人较多是正常的。
第二个原因是，犹太人虽然有钱，但在俄国政治地位不高。真正的统治阶级还是俄罗斯贵族。富裕的犹太群体也会有一种在政治上受压迫的感觉，这让他们产生了推翻俄罗斯贵族统治的愿望，这和布尔什维克党主义不谋而合。这也是比较正常的方面。
犹太人普遍信仰犹太教。这是一种跟族群深度捆绑的一神教，其教义认为犹太人是被上帝授予特权的“天选民族”，比其它民族更为优越。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解放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人民，带有强烈的救世色彩。一部分犹太人就认为，这一思想可以在某些方面与犹太教义契合。尤其是，犹太人没有祖国，他们的祖先在两千年前曾经在中东地区建立过以色列国，但后来覆灭了，此后犹太人即流浪到世界各地。马克思本人也有犹太血统，由于被欧洲各国征服驱赶迫害，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国家国籍的人，并自诩为“世界公民”。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实现跨国家的联合，与犹太人“没有祖国”的历史地位看起来也颇为契合。因此，这些犹太人进一步认为，应该由犹太人来充当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解放全人类。这种错误的认识，也让犹太人在加入共产主义政党方面十分积极。而且，在入党以后，喜欢拉帮结派，组成小集团，无原则的优先信任和提拔犹太人，排斥其他民族的同志。卡尔波夫认为，托洛茨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最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即一部分犹太人，尤其是那些掌握了巨大财富的犹太富有阶层，他们渴望直接掌握政权，而不是在各个民族国家充当流浪者。这部分人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建立犹太人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犹太富豪们大量资助各种政治力量，希望得到这些力量的支持，获得一块地方实现犹太民族独立建国。根据卡尔波夫的说法，托洛茨基的第二任妻子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富豪的女儿。犹太复国主义集团给了托洛茨基及其好友帕尔乌斯很多资金支持，想扶持托洛茨基成为苏联最高领袖。
卡尔波夫作为苏联的作家协会主席，属于体制内高官，多次申请查看一些秘密档案并获得批准。在《大元帅斯大林》这本书中，他提供了很多在别的文献中看不到的证据。我对其中认为比较有价值的做一下介绍和分析。
卡尔波夫列举了托洛茨基担任委员的陆军人民委员部组成人员名单。他把每一个人的职位、名字和民族成本都详细列举了出来。最后统计，委员部成员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共有43人，其中有34人是犹太人，占了80%。另外有8个是拉脱维亚人，1个是德意志人，没有一个俄罗斯人。[2]这是很有说服力的托洛茨基按照犹太民族身份拉帮结派的证据。
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政党林立。其中有一个“犹太共产党”，其党员全都是犹太人，党纲则把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结合起来，希望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推翻俄国政府，为犹太复国服务。该党长期单独活动，与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等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没有联合或结盟。
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犹太共产党被边缘化，已没有希望实现党纲提出的目标，转而希望能整体加入布尔什维克。列宁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
但是，在列宁病重之际，1923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在斯大林做完书记处工作报告以后，负责主持会议的加米涅夫突然说：
“政治局认为首先不是听取斯大林同志的报告，而是听取关于我们关系友好的犹太共产党情况的通报。同志们，现在不要再官僚主义地拖拖拉拉了，是该接受全体犹太共产党员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了。”
“吸收人员入党不应该违背党章，也就是说应该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单独吸收入党。根据党章，所有新入党者应有我们党五个有五年党龄的党员介绍。我这样说，是因为犹太共产党纲领说犹太人是负有领导整个国际犹太工人运动使命的神的民族。犹太共产党只吸收犹太人。加入我们党的人和整个犹太共产党必须在其代表大会上公开放弃他们纲领中的犹太复国主义任务。”
斯大林讲完之后，托洛茨基立刻接着发言表示反对，他说，
“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斯大林说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做了。1922年犹太共产党十二月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放弃党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请求全党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我认为不能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从不信任开始我们的合作，这是对人的侮辱。”
“由于犹太共产党在其中央全会上放弃了犹太复国主义纲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了犹太共产党的申请，建议犹太共产党根据俄共（布）的纲领和章程并入俄共（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这一决议是俄共（布）必须执行的。斯大林同志想使这个问题复杂化是毫无道理的。”
斯大林马上明白，这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提前商量好的决定，他没有能力反抗，只能接受。于是这个决议就得到了通过。
1923年3月9日，《真理报》用很小的字体在不显著的位置上发布了犹太共产党整体加入俄共（布）的决定。[3]
“列宁始终不知道这个决定。人们努力很快忘掉这个决定，后来从来不提起这个决定，也没有将它收入党的文件汇编中。但是这个表面上不重要的事件对党和俄罗斯后来的经历意义特别重大。几万名新加入的‘共产党员’成了托洛茨基及其志同道合者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忠实可靠的战友。他们依仗同一血缘的兄弟们的帮助在职务上很快飞黄腾达，过了一两年就成了各区、各州、各共和国及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政权机关、各部各机关、检察院、法院、军队甚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干部。”
在列宁病重的关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抓住机会往党内塞入了几万名犹太共产党员。斯大林对此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他知道不能直接与三人对抗。但他也做了必要的反击。“列宁遗嘱”建议，要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来自工人阶级的名额，斯大林以此为依据，搞了一波吸收一线工人阶级入党的运动。在1924年，有241591人在这场被称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中加入俄共（布）。一线工人中犹太人的比例很低，这些人可以制衡刚加入的几万名犹太共产党员。
由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互相猜忌，他们未能在其它重大问题上形成联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吸引了过去，组成“三驾马车”防备托洛茨基的军事政变野心。这样，斯大林很快取得了对托洛茨基斗争的胜利，随后又联合布哈林击败了季诺维也夫。随着越来越多来自工农阶级的新党员加入，犹太共产党员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比例被迅速稀释，斯大林的领袖地位才得以巩固。
但是，犹太人在党内拉帮结派的作风并未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被打倒而有所收敛。相反，他们变得更加团结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铁杆的“托洛茨基分子”，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中坚力量。所以，在“大清洗”中，被清洗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
卡尔波夫披露了一份绝密档案。这是大清洗结束后，贝利亚上报斯大林的一份统计材料。贝利亚在这份报告中说：
“1919年~1930年时期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枪决了近250万人民的敌人、反革命分子、暗中破坏分子等。
1930年~1940年时期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部人民委员部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和被法庭根据苏联刑法典第58条判处有罪的人民敌人为1300949人，其中根据法院判决被处决的892985人，有407964人仍在服刑。”
在所有被判刑的人民敌人中，90%是犹太族人。”[4]
结合本书前文提供的1922年以后的“国事罪”死刑判决数量可知，贝利亚所说的1919~1930年期间枪决的约250万人，绝大部分都发生在1922年以前，即苏俄内战时期。这一时期，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是犹太人捷尔任斯基。他不对斯大林负责，而是直接向列宁负责。此外，他和托洛茨基关系密切，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跟托洛茨基保持一致，在关于工会问题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上签字的十个中央委员中，也有捷尔任斯基。
——不过，在列宁病重以后，捷尔任斯基和斯大林的关系得以改善，并与托洛茨基决裂，选择了支持斯大林。
卡尔波夫认为，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犹太布尔什维克高层，需要为内战时期枪决约250万人的“大恐怖”负主要责任。
首先，枪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的秘密指令来自于托洛茨基。执行该命令的有斯维尔德洛夫、别洛博罗多夫等，他们也是犹太人。
别洛博罗多夫是托洛茨基的心腹，1927年托洛茨基被赶出克林姆林宫以后，就住在别洛博罗多夫家里。别洛博罗多夫于1921年被任命为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并于1923年取代捷尔任斯基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一直到1927年。
斯维尔德洛夫则于1919年1月签署了一份对哥萨克地主进行大规模处决的恐怖法令。这份法令说：
“对富裕的哥萨克实行大规模恐怖，一律格杀不论，对直接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一律实行无情的大规模恐怖……凡在上交武器期限之后仍被发现藏有武器的人，一律枪决。”[5]
此后不久，托洛茨基又直接下令不经审判处决一万名俄罗斯军官，以防止他们加入白军。托洛茨基声称：
“我们没有时间寻找我们真正的积极的敌人。我们不得不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有可能出现反对我们政权的人的居民群体。”[6]
此外，托洛茨基还发动了一场针对俄国东正教会的屠杀和掠夺。他建议大规模枪决东正教神父，并把教堂的古董珍宝没收，用来换取资金。这个建议得到了列宁的支持。托洛茨基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负责登记和集中珍宝的特派员”。列宁在一份绝密信件中说：
“（关于没收教会珍宝的）任何措施都只应由加里宁同志代表官方发布，托洛茨基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者向公众发表讲话……”
——列宁知道，托洛茨基以犹太人身份打击东正教会，会遭到非议，而由俄罗斯人加里宁代为出面更合适。加里宁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政治局要求他必须在托洛茨基认可的文件上签字。
1919年5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下了一道命令，该命令说：
“应把神父作为反革命分子和暗中破坏者予以逮捕，无情地普遍枪杀。尽可能多。”
这个文件是加里宁签署的，后边还有列宁的签名。但卡尔波夫认为它的实际起草者是托洛茨基，因为有许多档案文件证明，反东正教事务一直是托洛茨基在提议并实际领导。
列宁在给政治局的信中，期待能从没收教会的财富中获得几亿甚至几十亿金卢布——这可能是托洛茨基告诉他的。但是，最后实际所得非常少，可能仅有预计的千分之一。教会并没有托洛茨基和列宁想象的那么富有。但通过大量枪毙神父和夺取教会珍宝，无疑给东正教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卡尔波夫认为，这是托洛茨基为代表的犹太人对俄国历史文化的恶意破坏。
卡尔波夫提供的材料显示，加里宁和斯大林都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抵制。加里宁因为故意拖延死刑的执行，被政治局批评，于1922年5月26日专门下了一个“关于对教会的政策和关于执行死刑判决中‘不可容忍的拖延’的决议。”
加里宁为此事向斯大林求助，说：“斯大林同志，我希望您能读一下这些文件……现在夺取越来越多教堂的倾向正日趋激烈，反过来反抗力量也日益强大，广大教徒的愤慨也在加剧。务必采取相应的措施。”
不过，斯大林未能争取到列宁的支持，托洛茨基继续下令采用更严厉的措施来打压教会的反抗。
加里宁开始拒绝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而且出面要求撤销这些判决。但中央全会驳回了他的请求。
一直到1923年8月，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来自全国的代表纷纷谴责各地在反宗教斗争中粗暴的镇压手段，认为这与党章不符。斯大林利用全国代表大会中非犹太人占据多数的优势，让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先后通过了谴责在反宗教运动中过激行为的决议。斯大林在随后给各地党委的指令信中说
“告诉党员，我们在瓦解教会和根除宗教偏见方面的成绩不取决于对教徒的迫害（迫害只能加强宗教偏见）。”
在斯大林成为最高领袖以后，对教会的打压不断放松。最终在1939年11月，“大清洗”结束以后，斯大林签署了一份决议，正式废除加里宁和列宁在1919年5月1日签署的那个对教会进行无情打击的命令[7]。虽然这个命令早就不再执行，但公开废除列宁签署的文件，仍然表明了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鲜明立场。
基于这些材料，卡尔波夫认为，混入布尔什维克党的犹太人——以托洛茨基为代表，打着革命的旗号对俄罗斯其他民族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对俄罗斯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毁灭，需要对内战期间处决大约250万人的行为负重要责任。而斯大林的“大清洗”则主要是在清洗党内的犹太人，消灭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大清洗中被判刑的大约有90%的犹太族人就说明了这一点。在经过对犹太人的清洗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才最终变成了一个维护俄罗斯民族和文化的本土化政党。
我认为，卡尔波夫可能夸大了犹太复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力。斯大林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很少提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而且坚决反对把反犹太复国主义拓展为“反犹主义”。党内犹太人比例高低的问题至少在主观上，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始终是从路线斗争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推动“大清洗”的。在他看来，大清洗主要是消灭反党反苏分子，而不论这些人是不是犹太人。斯大林最信赖的亲信中，卡冈洛维奇就是犹太人，莫洛托夫的妻子也是犹太人，这都不影响他在“大清洗”中对二人的信任和使用。
但是，斯大林时代被当做“人民敌人”镇压的人当中，犹太族人占了90%。这是一个惊人的高比例，不可能是偶然的。我们在前文讲过，“大清洗”的过程并非斯大林一人掌控，它是一场党内政治力量之间的大博弈。显然，党内犹太人在历史上的一些错误行为，以及他们与犹太复国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喜欢按照民族拉帮结派的作风，让他们在“大清洗”中遭到了党内其他力量的联合绞杀。斯大林没有刻意要收拾犹太人，但也没有刻意保护犹太人。从最终结果来看，“大清洗”应该确实在客观上清除了犹太复国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推动了布尔什维克党与俄罗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与俄罗斯本土文化的进一步融合，为党在卫国战争时期动员全体人民参与保卫苏维埃政权产生了积极作用。
[3] 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第51-53页
[4] 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第133/134页
[7] 关于教会的内容，均来自：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斯大林和俄国正教会”，55~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