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九)莫斯科大审判是一场“表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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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夫案第一阶段的调查表明,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地下反对派集团真实存在,其至少对基洛夫遇刺发挥了间接影响。

在基洛夫遇刺之前,反对派集团的秘密活动没有引起斯大林的特别重视。他应该是觉得,反对派既然都已经认错服输,他也宽容了这些人,让他们重新入党还给安排工作,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他的主要精力早就转移到主持经济建设和外交战略上,很多线索都被放过了。而且,内务部领导人亚戈达也一直向斯大林隐瞒这方面的情报。

只是在基洛夫案爆发以后,斯大林才开始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问题遂越查越多、越查越严重。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重启基洛夫案的关键,是1936年初,托洛茨基的老朋友瓦连京·奥尔贝尔格在高尔基市被捕。奥尔贝尔格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德国托洛茨基派的领袖人物。经审讯,他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的“密使”,向这位流亡领袖传递消息,并将他的“指示”带回苏联。这些指示中就包括搞恐怖活动的内容。奥尔贝尔格的供词也让托洛茨基和德国方面的联络浮出水面——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定性也随即改变,声称托洛茨基已经成为“德国间谍”,在为德国情报机构工作。·

通过重启调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他们和托洛茨基一起领导了反党集团,组织了诸多恐怖活动,其中就包括安排了刺杀基洛夫的行动。1936年8月,他们和另外十四个被告(包括奥尔贝尔格)公开受审,被判处死刑。

庭审结束以后,由于被告指控了皮达可夫等人也参与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的阴谋破坏活动,又随即逮捕了十多人。这些人在四个月后,也就是是1937年1月受审。皮达可夫等人承认自己受托洛茨基指示,在国内从事破坏活动,并供认托洛茨基跟纳粹德国有秘密交易,愿意通过出卖领土之类的方式换取纳粹德国支持托洛茨基取代斯大林。包括皮达可夫在内的13人被处死,另有4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前两次庭审又牵连出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亚戈达等人。托姆斯基在得知自己被告发以后,开枪自杀了。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被逮捕后,最终于1938年2月接受公开审判,被指控犯有组织“右派中心”阴谋颠覆政权、参与恐怖活动、充当外国间谍等罪行。其中,亚戈达被指控参与了暗杀基洛夫的密谋(但亚戈达拒绝承认此事,只承认参与了右派反党集团)。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等19人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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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次审判,被称为三次“莫斯科大审判”。

在审判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至少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之前。不仅苏联国内普遍认为审判结果没有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观察家们,相信审判结论的也占了很大比例。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是审判过程完全公开,还邀请了外国大使和记者全程旁听。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英国大使和美国大使都参加了。绝大部分嫌疑人都当庭表示认罪。

德国大使、英国大使看完之后表示不相信庭审结论,但美国大使戴维斯相信了,他对记者说:“他们是有罪的,我担任过州检察官,我有明锐的眼力。” 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也说:“诉讼程序显示确实存在一个旨在推翻现政府的政治阴谋集团。”(《战略与命运》,662页)

参加旁听的外国作家莱昂·福伊希特后来在西方出版了他的《莫斯科,1937》。他在书中这样描写庭审现场的情况:

“绝不能说受审的人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面对刽子手心如死灰的人……审判席和旁听席没有隔开。被告席不像被告席,隔离被告的隔离板更像是包厢座的边饰。被告被人保养的很好,衣着得体,举止缓慢而从容不迫。他们喝着茶,口袋里插着报纸,常常往旁听席上看……要是这场审判是交给一个导演排演,那么这个导演要花上几年时间,彩排好多次,才能使被告们如此配合默契。”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被告们都不翻供,而是比较冷静的回答检察官的问题并表示认罪。很难相信他们是集体被冤枉的,是被迫认罪的。

莱昂·福伊希特又说:

“他们都认罪了,但方式各不相同:有的语气猥琐;有的雄赳赳气昂昂,像(托洛茨基军队的)战士一样;有的内心抵触,百般狡辩;有的像真诚悔过的学生;有的还在教训人。但他们所有人的语气、表情、手势都是真实的。”(《大元帅斯大林》,137页)

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三次审判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被告要么是被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毁了抵抗意志,要么就是被欺骗了,以为只要认罪就不会被判死刑,或者是被威胁了,威胁只要不认罪就会让他们的妻子儿女面临灭顶之灾。

这些说法都没有什么具体而可靠的证据。刑讯、威胁、欺骗在审讯过程中肯定会不同程度的存在,这并不奇怪。在那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反间谍机构在审讯嫌犯的时候,都不大可能完全不采用这些手段。你能想象,英国军情六处、美国中情局、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这些机构在审讯涉及间谍、叛国、暗杀嫌犯的时候,会不刑讯、不威胁、不欺骗吗?

无论我们如何发挥想象力,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内务部审讯人员想得多么凶残、冷酷而又聪明绝顶、技术高超。我们都要清醒的认识到:任何程度的刑讯逼供,都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世界上不存在只要刑讯手段到位了,就能想让嫌犯说什么就说什么这种事情。

一切刑讯方式都有极限。这种极限至少表现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就是有一些意志坚定的人能顶住任何刑讯手段,坚决不认罪,尤其是不会承认自己被冤枉的虚假罪名;

第二种形式,就是有一些人在刑讯过程中,被迫承认虚假的罪名。但是,一旦脱离刑讯环境,到了法庭庭审的时候,就推翻自己的供词。这种行为叫“当庭翻供”。

斯大林如果只是想杀掉这些人并找到借口,只需要准备足够多的供词,强迫被告签名,然后把这些人枪毙并公开供词就行了,毫无必要举办邀请外国大使和记者参加的公开审判。任何弄虚作假的做法都有在法庭上被突然揭穿的危险。

当然,也有一定比例的人,明明被冤枉了,却顶不住刑讯、威胁和欺骗,不仅当场认罪,到了法庭上也继续配合认罪。但只是有一定比例的人会这样,绝不可能是大多数人都这样。突破审讯极限,不是罕见的小概率事件。

根据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像共产党员这种有坚定信仰的人群,能突破审讯极限的比例还会远高于普通人。

1927年4月6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北洋军阀逮捕,在监狱中受尽各种非人的折磨,始终拒绝认罪,也拒绝出卖任何同志,在二十多天后被军阀杀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突破刑讯极限的真实案例。

李大钊的例子当然不是个例,整个中国革命史,能战胜反动派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蔑视各种死亡威胁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作者本人也去过重庆渣滓洞、旅顺日本占领时期的监狱参观过,那种恐怖的刑具令我心惊胆战,但这些东西要想摧毁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志士的意志,还差的很远很远。

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全是共产党员,而且大多是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十月革命之前入的党。其中很多人有过被逮捕、审讯、监禁、流放的经历,还有些人上过战场。这些人在受审之前的经历,甚至可以称之为传奇,其勇气、智力和人生阅历远高于常人。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会比革命战争时期的普通中国共产党员更容易被刑讯、威胁、欺骗所征服呢?

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哪个反动势力的审讯机构会不懂得使用酷刑、威胁、欺骗来对待共产党员呢?他们想要什么供词就能得到什么供词吗?斯大林的内务部有什么神奇的招数,是以上这些反动势力想不出来或者干不出来的呢?尤其是,反动势力敢设立公开的法庭来审判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并邀请外国大使和记者来旁听,并自信被告们会配合进行认罪表演吗?

1933年,希特勒在“国会纵火案”的时候搞过一次,公审三名共产国际驻德国代表,结果全部当庭拒绝认罪,季米特洛夫还发表了著名的《在国会纵火案审判时的演说》。希特勒被气了个半死,以后再也不敢对政敌搞公开审判了。

在旅顺监狱,曾经关押过著名的朝鲜爱国义士安重根。他因为刺杀了甲午战争的元凶伊藤博文而被捕。日本侵略者对他极尽折磨,希望通过残酷的刑讯来逼迫他悔过,还假装开明的允许外国律师参加庭审——但不准律师发言辩护。结果安重根当庭痛斥伊藤博文的罪行,逼得法官宣布休庭,再次开庭的时候就禁止任何外国人旁听了。

斯大林刚死,赫鲁晓夫等人联合朱可夫将军,把政治局委员贝利亚抓了起来,宣布他有叛国、间谍、恐怖活动等重罪,判处死刑,没搞公开审判。在秘密审判中,贝利亚仅承认在处理个别案件的时候有失职之处,坚决否认叛国、间谍和搞恐怖活动。

这样说来,斯大林在1936年突然发明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法,可以在公开审判中让人说什么就说什么,等他死后,这种方法就失传了?

让几十个经历过革命战争的共产党员,在公开的法庭上,坦然承认自己犯下了叛国、间谍、恐怖活动等重罪,然后还真的把这些人枪毙了,而且还分三次,后边两次受审的人都知道前边认罪的人是啥后果。从人类历史的真实历程中得到的经验来看,这是一场表演、作秀的概率接近于零。

当然,这种向国际人士开放的高级审判,具体负责执行的工作人员压力很大,事前肯定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努力让受审人员配合,让供词看起来无懈可击,避免现场出丑。那些不愿意认罪的被告,可能就不会被安排出庭,这应该是认罪率接近百分之百的主要原因。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克列斯廷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这几个声名显赫的首要人物,全都出庭且认罪,没有“落选”。这就说明,庭审的核心指控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不能认为莫斯科审判中所有人的法庭陈述都是事实,其中有虚假的、错误的成分并不奇怪。但也不能因为其中有虚假的、错误的内容,就认为三次审判都是表演作秀,庭审的主要结论就都是错误的。

对整个审判的总体判断,我比较认可莱昂·福伊希特在《莫斯科1937》中的说法:

“被告认罪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在预审时已被证词和文件彻底揭露,否认对他们来说已毫无用处。”(《大元帅斯大林》,137页)

由于许多档案被销毁或者未公开,现有的公开材料自身也存在不少矛盾或不易理解的地方,庭审过程中被告讲的话,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争议很大,不大可能完全辨别清楚。但在我读到的一些书或文章中,很多作者片面相信托洛茨基提出的几个疑点,仅通过列举几个托洛茨基单方面的所谓“反证”,就认为可以全面推翻莫斯科三次审判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对的。

被提得最多的,是在外贸部工作过的格里茨曼的证词。在接受审判的时候,他说自己于1932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在一家叫作“布里斯托尔”的旅馆大厅里见过面,并在谢多夫带领下当面接受托洛茨基除掉斯大林的指示。

格里茨曼被枪毙一周后,丹麦的一家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报道,布里斯托尔饭店已于1917年关闭了。托洛茨基利用这条报道,声称格里茨曼的供词是虚假的。甚至还有人添油加醋的说,饭店所在的整栋大楼都拆除了,或者说被烧毁了。还有人造谣说,斯大林看到这个报道以后,把亚戈达臭骂一顿,问他为什么不能编的靠谱点。

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当然很快就有人去做进一步的查证,结果发现:布里斯托尔饭店确实关闭了,但大楼一直在。附近还有一家波兰特酒店,酒店的其中一个入口紧靠着一家“布里斯托尔”咖啡馆,咖啡馆内部还有一道小门可以进入酒店大堂。咖啡馆“布里斯托尔”的招牌非常醒目,而酒店的招牌在大楼的另外一边,这道挨着咖啡馆的门上没有酒店名称。丹麦《工人报》和《今日苏联》杂志都很快报道了此事,而且还附上了照片。1933年发行的哥本哈根《城市指南》里边,波兰特酒店和布里斯托尔咖啡馆的地址是一样的,都是“维斯特布罗街9A”。[1]

这些信息表明,格里茨曼把饭店名字记成布里斯托尔饭店是完全可能的。这反而可以支持证词并非伪造的观点。因为如果是伪造的话,内务部只需要派人去哥本哈根稍作调查就能把见面地点编的更准确一些,至少不会搞错饭店名字。但后来那些反斯大林的文章作者们,一律只引用《社会民主报》最开始的说法,而忽略《工人报》和《今日苏联》附有照片的文章。

现有的证据表明,托洛茨基是一个会在关键问题上公开撒谎或隐瞒真相的人。他遗留下来的诸多档案保存于哈佛大学,一些学者研究过这批档案,发现了他公然撒谎的证据。

比如,1937年4月,在杜威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托洛茨基声称:“和反对派的信件往来在1930和1931年其实中断了,当然也包括1932年。” “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在过去的九年里早就不是我的伙伴,而是我最痛恶的敌人,我们之间没有交流的可能。”

然而,美国历史学教授阿奇·格蒂在研究了哈佛档案后,明确说:“1932年他给前反对派领袖卡尔·拉狄克、格·索科尼科夫、叶·普列欧布拉任斯基等人寄了秘密的个人信件。” [2]

拉狄克是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之一。拉狄克的供词明确说自己于1932年的二三月份收到了托洛茨基的来信。这个供词与托洛茨基档案完美契合。

显然,在这个细节问题上,莫斯科审判的被告的供词,比托洛茨基在听证会上宣誓之后讲的话更可靠。

托洛茨基档案中,1932年10月以后的通信内容都被销毁了,仅保留了信件的收发记录。不过,10月以前,有一封谢多夫写给托洛茨基的秘密信件。谢多夫在信中说:

“(集团)已经建立起来了。它包含了季诺维也夫分子,斯坚-罗明纳兹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前‘投降者’)。萨法-塔尔哈派暂时还没正式加入,他们的立场太极端了;他们很快会加入的。季和加承认自己27年犯下的重大错误时,正在和我们的人磋商建立集团,这是在季和加被流放前。”

——斯大林在1936年9月决定把亚戈达免职。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斯大林说:“亚戈达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项工作上延误了四年时间。”也就是说,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是1932年成立的。谢多夫的信件说明,这个判断相当准确,斯大林的情报来源是可靠的。

托洛茨基在1932年10月给谢多夫回了信,对此表示赞赏。他在信中说:

“我认为关于建立一个集团的提议是完全可接受的。我坚持那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个拼凑物。”[3]

当然,他向杜威委员会隐瞒了这次通信。

在托洛茨基与国内反对派秘密联络的过程中,谢多夫充当了中间人的重要角色。谢多夫的角色在莫斯科审判揭露出来以后,托洛茨基还提供过在一些事件中谢多夫不在场的证据。考虑到谢多夫从1929年开始,在托洛茨基流放阿拉木图时期,就是托洛茨基的专职地下联络员,对躲避侦察和监控十分在行。在托洛茨基的指导下,伪造一点不在场证据对谢多夫而言是很正常的,没什么令人意外的地方。谢多夫1932年的这封信也就让那些所谓的“不在场证据”变得更加没有意义了。(作者:李晓鹏)

附录: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一)前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三)迎接列宁回国并代表列宁做政治报告》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四)“一生之敌”托洛茨基火线入党》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五)十月革命与苏俄内战爆发》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六)天降猛男:内战中的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七)谁是刺杀列宁的幕后黑手?》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八)“列宁遗嘱”为什么没能打倒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九)斯大林如何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斯大林是如何击败托洛茨基的?》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一)新经济政策的存废争论与“三驾马车”决裂》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二)斯大林为什么要放托洛茨基出国?》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三)斯大林是如何成为最高领袖的》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四)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五)农业 集体化与1932年大饥荒》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六)基洛夫遇刺案(1)》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七)基洛夫案与大清洗的关系》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八)澄清关于“斯大林谋害基洛夫”的谣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九)莫斯科大审判是一场“表演”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十)皮达可夫的飞行》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十一)“大清洗”的导火索(1)西班牙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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