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十一)“大清洗”的导火索(1)西班牙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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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基洛夫案并非大清洗的直接起因,并不是说它跟大清洗无关。相反,二者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因果关系。只是说,“大清洗”的发生,还有比基洛夫案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诱因。

在经过了1935年和1936年相对平静的时光,在1936年的年底和1937年的上半年,接连发生了三件大事,迫使斯大林改变对内部反对派的温和作风,发动了一场规模惊人的“大处决”,将六十多万人送上刑场。

这三件大事依次是:

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

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1937年5月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发动军事政变的阴谋被发现。

这三件事对作为国家最高领袖的斯大林而言,每一件都比基洛夫遇刺更有冲击力。在对个人感情上的伤害,基洛夫案确实很大。但斯大林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在绝大多数时刻还是服从政治理性的支配。

先说西班牙内战。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规模预演。

1936年2月,由西班牙左翼政治联盟“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人民阵线”包括西班牙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工人党、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等多个政治派别。

结果,没几个月,1936年7月,右派军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联合法西斯主义政党——长枪党和保皇党发动叛乱,各地右翼分子和军队群起响应,很快占领了半个西班牙。西班牙遂陷入内战。

最后的结果,是1939年4月,左翼民选政府被推翻,弗朗哥建立了军事独裁。有六十多万人死于战场,平民伤亡则难以统计。

西班牙内战结束于“大清洗”之后。不过,到1937年6月,叛军占据了北部工业重镇毕尔巴鄂。把工业最发达的北部地区丢了之后,左翼政府就一直在内战中处于下风,再也没有翻过身。基本上,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在支援外国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斯大林一直比较保守。他努力跟西方发达国家搞好关系,说服它们:苏联已经不再“输出革命”了,只想埋头把本国经济搞好。以此减轻它们对苏联的敌视情绪。这有助于赢得更长的和平建设时间,也有助于跟发达国家做生意赚钱并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

但参与西班牙内战不一样,它不是“输出革命”——左翼政府通过和平选举上台,英法美也都承认其合法性,右翼军人处于叛乱的一方。而且,西班牙位于德国和法国的后方,如果有一个亲苏联的左翼政府存在,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显然是有利的。这样,在支援西班牙政府方面,斯大林就比较上心。

应人民阵线政府的请求,苏联向西班牙派出了两三千名军事顾问,又提供了许多武器。尽管没有直接派兵,但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全世界共产党发出呼吁,招募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去支持左翼政府。世界六大洲53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主动奔赴西班牙,其中有一百多名中国人。美国著名左派作家海明威、智利诗人聂努达都加入了这支国际主义志愿军。国际纵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全球性志愿者组成的军队,他们并肩为一个并非自己祖国的国家而战,彰显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力。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则全力支持佛朗哥,且支持力度比苏联大得多。不仅提供坦克大炮等重武器支持,还派出陆军和空军直接参战。

1937年4月26日,德国飞机对左翼政府控制范围内的小镇格尔尼卡进行狂轰滥炸。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不设防的城镇进行大规模轰炸,实际上是针对平民的一次大屠杀,造成了超过五千平民死亡。著名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就是反应的这次大屠杀。

而传统殖民列强——英国、法国、美国等则宣布“中立”。他们乐得围观苏联和德意法西斯在西班牙隔空对战。

西班牙内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两种新兴国家体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激烈交战的战场。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以无产阶级政党为政治核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试图通过自身积累来推动工业化,从而消灭阶级剥削并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法西斯主义则坚决反对公有制,而是跟大地主大资本家联合,建立军事独裁政权来镇压工农反抗;同时,宣扬极端民族主义,通过鼓吹种族优越性来动员底层老百姓参加对外战争,把国内阶级斗争的视线转移到国家民族矛盾上去。它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极右翼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悠久,马克思主义在一战之前数十年就广泛传播,用于指导工人运动和革命。而法西斯主义是一战以后才出现的,墨索里尼是它的创始人。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市场经济,但其阶级倾向与英美自由资本主义一样,对内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则积极推动殖民扩张,主要区别只是组织形式更加集权化。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混乱而粗糙,是英、美、法、德等传统殖民强国的大资产阶级为了扑灭社会主义运动、镇压人民反抗“临阵磨枪”搞出来的一个怪物。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德国、日本夺取政权的过程,都得到了来自英美的纵容乃至资金方面的支持。

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都很清楚,彼此不可能兼容,也不可能长期共存,总有一天一定要打个你死我活的。但是,德国和苏联都是一战实际上的利益受害方,又存在联合起来对抗一战战胜国的地缘政治需求。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苏联和德国的关系其实还可以:苏联帮助德国绕开一些战后秩序的限制,比如帮忙培训飞行员等等;而德国则向苏联输出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技术。

西班牙内战,让双方公开撕破了脸,成为两种体制的斗争从“冷战”变“热战”的起点,

西班牙内战为资本主义殖民列强颠覆苏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那就是:找到一个赞同法西斯主义的将军,让他发动国内军事政变,联合国内政治反对派,挑起内战。然后,外国势力介入干涉,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直接派兵,里应外合推翻颠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无论是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还是他们国际国内的敌人,都看到了这一点。

西班牙左翼政府在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阵线”内部派系斗争消耗极大。在人民阵线内部,西班牙共产党服从苏联的指示,社会党左翼则有不少托洛茨基的信徒,想建立托洛茨基构想的“社会共和制”,工人党则想让工会执政,此外还有一些其它派别。

“人民阵线”内部的斗争中,一条很重要的主线,是斯大林路线和托洛茨基路线的斗争。

斯大林主张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此不惜暂时放弃社会主义纲领。他在1936年12月给人民阵线政府总理的信中说:

“应该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到政府方面来,或者至少使他们能够采取有利于政府的中立立场,要保护他们免遭没收,并尽可能保证贸易自由。否则这些人就会追随法西斯分子。”(《全集》,127页)

西班牙共产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在内战中放弃资本国有化和土地集体化的政治主张,也反对工会专制,主张跟资产阶级中间派联合起来抵抗“极右翼”叛军。社会党的右翼也赞成这一点。这样,西班牙共产党就成了人民阵线内部的“右派”,在苏联的支持下,跟资产阶级中间派结成同盟,在执政联盟中占据了多数派的地位。

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的“统一战线”主张,跟他一贯喜欢“以妥协求团结”的思路很一致。

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应该按照十月革命和苏联内战的模式,工人阶级完全夺权,没收私有企业,把西班牙变成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用红色政权去对抗法西斯军队。人民阵线内部的托洛茨基分子——俗称“托派”,推动了社会党左翼、工人党、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要求一边打内战一边推进“革命”。这一派别声称:“战争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先打赢战争,再进行革命。”

这一派是人民阵线内部的“左派少数派”。

在极右翼叛军不断攻城略地的同时,人民阵线内部的“统一战线派”和“左派少数派”还在不断进行着几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连一支能一致行动的军队都组织不起来。1936年夏天,叛军包围了重镇马拉加,这里是通往首都马德里的门户。围城之际,两派还在手持武器在城中对峙。当意大利干涉军乘船前往马拉加时,停靠在卡塔赫纳港口的共和国舰队对此毫无反应。结果就是1937年2月8日,马拉加陷落。

左右双方的矛盾没有因此而和解,反而更加激烈。1937年5月,在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发生了令斯大林震惊的“五月事件”。这里爆发了试图推翻人民阵线政府的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军占领了绝大部分城区,后来是被从外地派过来的政府军镇压。“五月事件”造成了约一千人伤亡,在人民阵线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进一步加深了两派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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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统一战线派”和“左派少数派”的立场谁对谁错?有很多争议。作者对西班牙内战了解不深,这里也不做结论。但有一点很清楚,斯大林认为:它是托洛茨基分子和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法西斯间谍挑起的。

斯大林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结论。在“五月事件”爆发之前,1936年12月,潜入“左派少数派”的苏联间谍就通报说,反对派正准备在巴塞罗那发动叛乱。1937年初,他又收到了来自苏联内务部驻德国情况机构发回来的报告:德国间谍渗透进入了托洛茨基分子在巴塞罗那的队伍中,并准备在近期发动叛乱。(《战略与命运》,661页)没过多久,暴乱就真的发生了。

在整个西班牙内战过程中,人民阵线政府的内奸叛徒层出不穷,还为此诞生了一个特有名词——“第五纵队”。它是叛军于1936年10月进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时候发明的。叛军将领声称,有四个纵队去打马德里,而还有一个“第五纵队”隐藏在马德里,可能会比外边的军队更先夺取首都。从此以后,“第五纵队”就成了指代革命队伍里边的奸细的专用名词。

斯大林从西班牙内战得到的启示就是:如果苏联政府不能清除内部的奸细和叛徒,不能清除政治反对派,尤其是托洛茨基分子,那么,他们就会跟法西斯势力结盟,并煽动某个将军发动军事政变,采用“西班牙模式”来颠覆苏维埃政权。

1937年6月2日,斯大林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警告,称敌人“想把苏联搞成第二个西班牙。”(《命运与战略》,662页)而此时距离大清洗开始只有一个月,这次讲话是他下定决心发动大清洗的直接信号。

对西班牙内战与“大清洗”的关系,莫洛托夫也说:“我们幸亏有个1937年,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密谈录》,401页)。”

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让西班牙内战在苏联重演的威胁显得非常现实且迫在眉睫。

1936年11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四个月,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政权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反苏的基础上结成军事联盟。这就是摆明了准备东西夹攻、联合进攻苏联。这在地缘上是对苏联国家安全极为严重的威胁,苏联面临着在相隔数千公里的战线上两面作战的危险。

在西班牙内战和《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之前,斯大林对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还抱有一点幻想,就是希望英法先跟德国发生冲突。希特勒掌权之后,要突破《凡尔赛合约》对德国的种种限制,首先是在靠近法国的方向动手——1936年2月,希特勒突然下令德军进入莱茵非军事区。这里是德法边界处属于德国的地区,一战后被规定为“非军事区”,德国不得在这里驻军。斯大林认为英法可能会对此有激烈反应,写信给莫洛托夫说,希望法西斯和英法闹的越凶越好。

没想到是,英法竟然完全纵容这种事情发生。接下来又发生了西班牙内战,让苏联被迫跟德国交恶。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英国、法国、美国纷纷宣布“中立”。显然,如果德日法西斯进攻苏联,苏联很可能被迫孤军奋战,其它强国不会伸出援手。

如果发生这种最糟糕的情况,那么,苏联政权可以说就是命悬一线。俄罗斯帝国历史上,从未面临过如此危险的局面:首先是德国和日本从未结成过同盟,其次是英法从来不会对德国(或普鲁士)与俄罗斯的冲突袖手旁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列强不共戴天的敌人。阶级利益让列强们超越了地缘政治的考虑,达成了空前的联合。

振兴俄罗斯、振兴社会主义,是斯大林一生事业的全部,他把这两件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庭、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要重要的多。为了保证俄罗斯民族和社会主义政权的生存,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万无一失。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消灭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以免战争爆发前后发生内部叛乱。

在斯大林看来,国内反对派的活动,经过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多年经营,规模已经相当大,一直在试图通过暴力方式来夺取政权,还犯下了杀害基洛夫的罪行。托洛茨基跟德国法西斯的协议,也已经暴露。这种里应外合的奸细集团,当然必须要彻底消灭——这种看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存在争议。但我们知道,斯大林在主观上确实持这种看法。

1937年3月3-5日,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中明确了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定性。他说:

“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象以前的,比如说,7—8 年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演变,这个演变根本改变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面貌;因此,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方法,也应当根本改变……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了;托洛茨基主义在 8 年前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治派别,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交给的任务进行话动的。”(《斯大林全集》,第14卷,135页)

这段话解释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态度改变的原因。同时,它也间接解释了斯大林在1929年决定放走托洛茨基,让他离开苏联的原因。他说:

“什么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呢?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或政党……它在工人阶级面前公开而诚实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它不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不怕在工人阶级面前宣布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相反地,它正大光明地到工人阶级中间去,以便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 7—8 年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固然,它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也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但是它总还算是一个政冶派别。” (《斯大林全集》,第14卷,135页)

1929年,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定性是“反列宁主义的党内政治派别领导人”。对这种政治反对派,他的态度就是通过党内斗争来予以压制。有违反党纪的,就按照党的纪律来处理。党的纪律处理也解决不了的严重问题(比如煽动街头暴乱),必须用法律手段的,也尽量避免过度严厉的刑罚。因此,他放了托洛茨基一马,也宽容了那些愿意悔过的反对派。

而现在——1937年,根据基洛夫案的调查发现、莫斯科大审判的结论、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情报以及其它信息,他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已经从公开的、诚实的政治反对派变成了秘密活动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直接威胁着俄罗斯国家和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正是这个关键的判断,让他决心不再手下留情。(作者:李晓鹏)

附录: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一)前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三)迎接列宁回国并代表列宁做政治报告》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四)“一生之敌”托洛茨基火线入党》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五)十月革命与苏俄内战爆发》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六)天降猛男:内战中的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七)谁是刺杀列宁的幕后黑手?》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八)“列宁遗嘱”为什么没能打倒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九)斯大林如何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斯大林是如何击败托洛茨基的?》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一)新经济政策的存废争论与“三驾马车”决裂》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二)斯大林为什么要放托洛茨基出国?》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三)斯大林是如何成为最高领袖的》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四)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五)农业 集体化与1932年大饥荒》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六)基洛夫遇刺案(1)》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七)基洛夫案与大清洗的关系》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八)澄清关于“斯大林谋害基洛夫”的谣言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十九)莫斯科大审判是一场“表演”吗》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十)皮达可夫的飞行》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二十一)“大清洗”的导火索(1)西班牙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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