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当年曾被扣压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在北京开会期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

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我省组织参观团前往取经，我在参观中发现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却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调查了解的实情，只能按公社书记介绍的写。回省后，我用私人信函向有关领导反映参观见到的真实情况。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曾对我说，“你何不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结果，到了一九五九年即有人来追查这位副专员同我的谈话。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还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

从马建猷信的内容看，他说的“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就是网友们广泛引用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发的《党内通信》。按照毛主席的本意，这个《党内通信》是要发到生产队小队一级的，然而在四川竟然被人扣留了！

毛主席收到马建猷的这封信时，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北京召开，他当即批示把信转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

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三日

马建猷的这封信和毛主席的这个批示说明：

1，当时，人民群众、包括基层干部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有些人是不赞成的、反对的，甚至是要加以阻挠的；

2，当时，毛主席给基层干部、包括人民群众写信交流想法，有些人是不赞成的、反对的，甚至是要加以扣压的。

但是，这样做似乎并没有割断毛主席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只要看看从那时起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就可以知道了。事实证明，有些人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

所以，毛主席告诫这些人，“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