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们躺裹尸袋体验死亡重庆大学这样整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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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清明节期间,4月7日,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四川外国语大学,举办了一场所谓的生命教育活动,让学生们躺在模拟的裹尸袋内,通过情境设定,体验死亡。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几名学生躺进模拟的裹尸袋里面,静静躺在地面上一动不动,现场氛围也十分沉重。裹尸袋里的人静静躺在里面感受死亡,其他人也沉默着,仿佛这就是一场真正的送别仪式,让人看得毛骨悚然。

让孩子们躺裹尸袋体验死亡重庆大学这样整有意义吗?

这两年,重庆的大学忽然一下子非常流行这种死亡体验的“教育”。

据媒体报道,2017年4月27日,重庆石桥铺殡仪馆举行生命之旅邀请多位志愿者躺进棺材体验死亡,不少大学生踊跃体验,有女生体验完之后嚎啕大哭,感叹生命不易,要好好珍惜……

2018年4月6日,重庆工商大学,同学们躺在裹尸袋内,体验"死亡"……

天津也曾举办多次死亡体验;上海还开设4D死亡体验馆,“让大家多方面多角度去了解死亡”……

据称现在大学生自杀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从小未受到过挫折训练的他们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很多人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意去面对挫折。死亡体验就是让大学生敬畏生命、珍惜当下。

对于年轻人而言,现代社会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抚养子女,成为压在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又一座大山。

而另一面,老人们经常感慨的是青年一代身上的空虚、浮躁、焦虑与迷茫,这两年入学的大学生已经是00后一代,而80后的一代就早已被称作垮掉的一代。以如此状态,自然是无法应付市场大潮带来的新五座大山的压力。青年一代,最核心的问题,便是意义感的缺失。

去年12月,毛主席诞辰125周年的前夕,一篇题为《年轻时候的毛泽东,从来不焦虑》的文章在网上流传。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只是从成功学的角度谈个人奋斗、戒除焦虑,并未从“青年人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角度去分析毛主席他们这一代青年人的成长路径。

当经济上行的时候,资本赚取的剩余价值是非常可观的,随着财富点滴下流,底层青年通过个人奋斗还有一定的上升通道;但当经济下行,严重的生产相对过剩爆发的时候,个人奋斗取得成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即便有所小成,在严重的危机面前,他们依然改变不了被大资本割韭菜的命运。

上世纪20年代前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引发了愈发严重的社会危机,科举制业已被废除,毛主席那一辈的青年人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上升通道。五四一代的青年人意识到,唯有改变世界才能改变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于是一大批有志青年便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践大潮中去了。

诚如马克思所言,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路子一一破灭,和平的手段无法改变中国、更无法改变世界,去应付帝国主义列强的倾轧。愈发深重的社会危机引来的是愈发激烈的斗争,斗争力量的主体也愈发清晰:一边是作威作福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一边是遭受沉重剥削压迫的农民、城市工人、小手工业者。随着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五四一代青年也迅速分道扬镳:一部分人选择投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要维护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一部分人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发动、团结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工人,要彻底打破这个腐朽的社会秩序,给广大民众以“生的希望”,毛主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和卓越的领导者。

要奋斗就会有挫折、失败,乃至牺牲。面对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势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有志者能不焦虑吗?青年毛泽东能不焦虑吗?只是,他们焦虑的不是个人的前途与命运,他们不断焦虑、不断试错、不断奋斗的乃是整个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他们早已将个人的命运与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工人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生命的意义已经得到了升华。

反观我们这一辈的青年人,又重新到了一个缺乏意义的时代,这个时代缺乏一种可以凝聚人心的精神,缺乏可以让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

有人说,应试教育固然不好,但至少为底层青年提供了唯一的上升通道。但同样是应试教育,贫者与富者所享有的教育资源也是严重不对等的。为了挤进这狭窄的上升通道,标准答案、死记硬背、学习考试、考试学习、题山题海构成了学生们的全部生活,学习的兴趣早已被破坏殆尽。

一些人厌倦了学习,于是便到网吧去消磨生命的意志,他们可以沉溺其中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有些人甚至把命都搭进去,辍学的现象在竞争更加激烈的贫困地区尤为普遍……

一些人拼命学习,也只是为了考上大学,而后摆脱学习……然而,当他们上了大学之后,很多人又重新变得空虚、焦虑,追求感官刺激……当他们踏入社会才发现,寒门出贵子原来说的并不是自己……

2006年,重庆市首份大学生自杀心理调查报告现实,大学生自杀人数逐年上升,13%的大学生曾有自杀意念,排在前几名的原因是失恋、找不到工作和考不过英语四级。

这大约就是重庆的大学,以及很多地方的大学流行起“死亡体验”教育的原因所在。然而,对死亡产生了恐惧、对生命产生了敬畏,却并不意味着人生就能产生意义感,不敢死却并一定会好好活。

当“裸贷”的现象大量而普遍地出现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教育的确已经变成了产业,青年学生已经成了供资本牟利的重要群体。资本通过各种媒介,让本来就缺乏意义感的青年人变得更加空虚、无聊,一面刺激他们的感觉、制造更多的消费;一面让青年变得更加迷茫、无知,成为人畜无害的小白兔,不会去威胁资本的秩序。

对于青年一代的这种蜕变,毛主席是很早就有警惕的。建国后,毛主席担心青年人“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和“阿斗”……(见1957年9月毛主席与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的谈话)

于是,毛主席号召“你们年轻人要关心国家大事”,号召青年人学工、学农、学军,组织青年人上山下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就是希望青年人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作为对毛主席这一举措的学习和借鉴,就在重庆大学生流行死亡体验的大约10年前,也就是在2009年前后,重庆却流行着,大中专学生“三下乡”的活动。2010年11月,重庆官方还专门发文,促进75万大学生再学“工农兵”。“在全市大学生中重点开展带薪实习、种树、学农、学工、学军和社会调研等活动,确保75万大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4个月的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如今,这一做法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转而求向所谓的生命教育。

其实,生命教育、死亡教育不过是从英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来的舶来品,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地区开始陆续引入生命教育。1976年,台湾民间团体从日本引入生命教育并逐步推广,至90年代开始成为台湾的主流教育;大陆的生命教育则是从台湾和香港引进的,民间团体、NGO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一发展历程与环保、女权、生态有机、市民社会等等一系列观念性议题的引入,都是同步和相似的。

生命教育所要应对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导致了越来越普遍的自杀现象,然而,生命教育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我们不妨看看生命教育的发源地的情形: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日本已有250名青少年自杀,自杀率创30年来最高水平;从1999年至2016年,美国自杀率上升25%,2016年约有4.5万人死于自杀,特别是青少年自杀率超过30%。

可见,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所谓的生命教育根本无法应对越来越普遍的自杀现象。应对青少年自杀,既需要让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戒除空虚、迷茫,也需要让青年人投身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消灭导致自杀现象的制度根源,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早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作者:子午;来源:草根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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