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一大代表7位叛变但大汉奸陈公博却有意外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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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了中共领导人,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在写作期间,他当时的妻子、同为记者的海伦·斯诺进入延安,收集到了很多她丈夫未能获得的资料。就在这一次,她采访到了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

海伦·斯诺想知道中共一大文献的下落,董必武的回答是“丢了”。

“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此时,距建党的1921年,已有15年。别说董必武记不清文件的下落,连一大开幕的准确日子都记不得了,只隐约记得是7月份。过了两年,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7月1日,是建党纪念日,至于开会时间,当时没人说得清楚。

董必武可能想不到,一大日期和一大文件下落的答案,多年后,着落在另一位一大代表身上。

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党史上最早被开除出党的叛党者之一,他两次加入国民党,亦两次被国民党开除,最终成为汪精卫旗下的中国第二号汉奸:陈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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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

 

 

陈公博生于广州,其父陈志美曾任广西提督,但晚年支持革命。1907年,陈志美搞了一次失败的起义,时年15岁的陈公博负责联络,由此,辛亥革命成功后,身为“革命功臣”的陈志美被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不到20岁的陈公博也成了同盟会的老会员。

1917年,陈公博考入北大哲学系,同年入学的还有两位广东人:谭平山、谭植棠。毕业后,他们都回到了广州,在大学任教之余,1920年10月,三人创办了《广东群报》。两个月前,三人已经受陈独秀指示,在广州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这个“团”没有明确的宗旨,也没有严密的组织,但却是在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背景下创建的,由此,《广东群报》的创办,已隐隐地有了广东共产党组织机关报的性质,陈独秀特撰文《敬告广州青年》发表在创刊号上,以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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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报》

《广东群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批评时政,且战斗性极强,甚至《新青年》都为之站台,说它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文化运动的中心,世界消息的总汇,改造社会的前驱”。如此一来,身为主编的陈公博,俨然成了青年革命者领袖。尤其,当陈公博在报纸上连载他自己翻译的《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一书后,他已经成为中国南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人和重要活动家”。

这样的人,受邀参加中共一大,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但事实上,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派代表参会时,本拟邀请在广州的陈独秀赴上海。可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其时正筹备广州大学预科,还拉着谭平山为其筹款,只有陈公博闲着。由此,陈公博成了一大的广东代表。

但这位代表,却没有参加嘉兴南湖的最后一天会议,那一天,他带着新婚妻子到杭州玩儿去了。

玩儿过之后,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这篇文章成为考证一大开幕日期的重要资料。在文章中,陈公博说他抵达上海是在7月22日(此处为据陈公博文章推算,因推算产生的误算很多,说法不一),第二天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因为是公开发表,陈公博所说“外国教授”,应是指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

由此,可以推算,一大开幕的时间在23日。

建国后,苏联转交给我们一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部分的档案,其中有三份文件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报告)》《中国共产党党纲(最初的章程)》《中国共产党目前政策(最初的决议)》。后两份文件,就是一大文献的俄文本,第一份文件,是一篇报告,综述了一大的会议经过。其中,也明确地说,开幕日期是7月23日。

这三份文件经中央档案馆翻译后,请董必武审阅。董必武回信说“比较可靠”。此时75岁的董老可能真的忘了,第一份文件(报告)本就是他和李汉俊38年前起草的,经过俄译、汉文回译,用字遣词已随时代变化,也难怪董老认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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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

 

 

陈公博没有参加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与一大会议期间讨论的议题也有关系。

会议期间,主持人张国焘提出一项议题,在陈公博的回忆录中,这项议题是“禁止共产党人员参加政治,甚至乎不许当校长”,在俄译文献《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报告)》中,表述为“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许可下成为官吏与国会议员”,在俄译文献《中国共产党党纲(最初的章程)》第十四条,表述为:“党员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已得到党的同意者外,均不得担任政府官吏或议会议员。但士兵、警察和文职雇员不受此种限制”。

无论何种表述,在陈公博看来,这一条是匪夷所思的。当时的共产党组织领袖李大钊、陈独秀都是教授,陈独秀甚至是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当校长,可能吗?

陈公博本人也是大学教授,他反对这一条,或有为私之虑,但他更不能容忍的,是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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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

据陈公博回忆录说,虽然他极力反对,但张国焘却强行通过了这一条。可第二天再开会,他又说这一条决议取消,因为共产国际代表提出了反对意见。这让陈公博十分反感:决议,怎么可以推翻?再者,我反对时,你强行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可以;可共产国际代表总共就俩人,他们少数反对多数,凭什么可以?陈公博为此愤恨,“这样不必再开大会,只由俄国人发命令算了”。

客观地说,陈公博确乎有他的道理,但从一大的情形来看,他是很反感张国焘趾高气昂的做派的,是不是他借题发挥,为了反对张国焘索性反对他提出的一切,这一点无从判断。可是,令陈公博不满的另一个议题,便不是针对张国焘个人,亦不是陈公博因私欲、情绪而小题大做了。

这项议题关乎对孙中山的个人评价。

会议上,有人提出,北洋(徐世昌)政府和孙中山的广东国民党政府,半斤八两,一丘之貉,都是应该彻底打倒的。甚至包惠僧提出,孙中山更“坏一些”,因为他的宣言很容易“使群众彷徨”,蒙蔽无产阶级,让老百姓充满幻想,让革命群众跑偏。

包惠僧晚年回忆说,一大是要有个宣言的,孙中山再好,总归是代表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第一次作出的重要宣言,总不应该对资产阶级妥协吧?

由此看来,包惠僧反对孙中山,不能说是反对孙中山的革命贡献,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希望表明态度、亮出旗帜。这似乎也说得过去。但陈公博当然要反对,他生活、工作在广州,让他怎么反对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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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

 

 

以上两条议题,都搁置了。

共产党是否可以在政府任职的问题,在俄译文献《中国共产党党纲(最初的章程)》中,注明“此条引起激烈争论,最终于1922年由预定的第二次大会作出决定”,也就是说,当时,这条陈公博认为“只由俄国人发命令算了”的议题,暂且不议,交给中共二次大会再议;

至于对孙中山的定性和评价,包惠僧回忆说,最后一天的嘉兴南湖会议中,反对者陈公博虽然不在,可董必武也提出了反对意见,最终,这一条也没有写在一大宣言里。

虽没写,对这两条的争议,总得给出个结论。

作为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身在广州,虽未参与一大会议,却有着当时无可取代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一大顺利也好,对个别议题激烈争论也好,总该让他知晓会议经过,况且,一大选举他为书记,组织中产生的疑难问题,也须他作出指导意见。

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自然,一大文件是由他带回广州。据陈公博的回忆录,他回广州后“痛陈利害”,由此,陈独秀决定不发表一大宣言。

这样一来,文件一直搁在陈公博手中。可谁也想不到的是,转年,陈公博宣布退党了。

在一大会议期间,陈公博就与党组织产生了矛盾,有对张国焘等个人的不满,也有对一大议题的不认可;但更重要的是,他回到广州后,陈炯明发动政变,反了孙中山,可共产国际决定联合孙中山、反对陈炯明,这一系列变化,把陈公博卷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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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

此时,陈独秀已经离开广州,到上海去担任中央局书记。陈炯明政变后,把《广东群报》强制收买了,广东支部派谭平山去上海汇报工作。转眼,张太雷到了广州,向陈公博出示了陈独秀的书信,要求他立刻去上海说明问题。

陈公博可能心里纳闷,我能有什么问题?张太雷却直言,违反中央政策、支持叛乱势力陈炯明,陈公博有重大嫌疑。

陈公博觉得冤枉,一气之下给陈独秀写了封信,指责他和谭平山不够朋友,“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1923年,陈公博被开除党籍。而此时的陈公博,已经到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

 

 

陈公博是靠了汪精卫的支持,才得以赴美留学的。

老同盟会会员,广东青年才俊,还不反对孙中山,在汪精卫眼中,陈公博就是个革命新星,汪精卫特请广东财政厅拨出专款,资助陈公博去美国留学。

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陈公博竟然研究起共产主义来。

这事看起来搞笑,但确是陈公博早就有打算的。“一大”结束回到广州后,到陈独秀离开广州赴上海做书记,这期间有将近5个月的时间,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陈公博不懂,就去问陈独秀,可陈独秀也不懂,俩人连参考书都找不到。最终,陈公博下决心,去美国留学,搞清楚这些理论问题。

可没想到,退党了,被开除了,他反倒真研究起共产主义理论了,而且进展神速,1923年2月他到了美国,1924年2月就写出了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

以陈公博的学习能力、偏执的性格和书生性情,好好读书,做个学者,人生轨迹或许会不同,但他虽想继续读博士,无奈经济困难,写信给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廖仲恺请求援助,廖仲恺却只寄去600美金,附带一句话:这是路费,快回来跟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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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

陈公博只好回国从政。经廖仲恺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过了没几天,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又过了没几天,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当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兼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又过了没几天,廖仲恺遇刺,他继任廖仲恺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就这么三折腾两折腾,回国一年后,他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

其后的事情,便不必多说了,陈公博在国民党内浮浮沉沉,抗战之初追随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做了汪伪政权的二把手,汪精卫死后,当了伪国民政府主席、伪行政院长和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了头号汉奸。1946年,陈公博被处决。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大汉奸,竟然为中国共产党保留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韦慕庭(C·Martin Wilbur)听说,其学校图书馆资料库里发现了一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题目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作者署名“Chen Kung-po”。

显然,这就是陈公博的论文,他在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经过,更出人意料的是,论文有6篇附录,第一篇名字叫《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二篇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谁也想不到,“一大”文献竟然以英译本的形式,出现在美国。

韦慕庭自然意识到陈公博论文的史料价值,当年,他便撰写了长篇提要,将陈公博论文公开发表。可惜的是,当时中美隔绝,这么重要的文献,国内无人知晓。反倒是在1962年,日本人藤田正典将陈公博文件翻译为日文发表。台湾方面更是闻风而动,两年里,王健民、曾永贤先后将其翻译为中文。直到10年后的197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阅读日本杂志时,才得知此事。

至此,有关中共一大可追溯的最早的文献,出现了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俄译本和陈公博论文收录的英译本,据韦慕庭和日本学者蜂屋亮子等人研究,这两个译本都难称完美,都有错译之处。但这已经很难得了,1921年的中文原件,甚或是抄件,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今都多半不可得了。

陈公博的一生,对党、对人民而言,怕是谈不上任何历史贡献。若勉强言之,作为反面典型,还是有点教育意义的。同时也证明了一点: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路由人择,老百姓都看着、历史都记着呢。

参考资料: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

陈公博:《寒风集》,上海: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蜂屋亮子/著,黄涛/译,石川祯浩/校

《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为何退出共产党的历史考实》(广东省软科学课题,基金项目:060915),苗体君 窦春芳,《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中共“一大”前后的陈公博》,窦春芳,《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8月

《参加中共一大的难忘经历》,包惠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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